亲眼目睹老公死在我面前,我不仅没哭,反而
我与潘国强是中学同窗，后来我进入医学院，他选择了会计专业。我们毕业后回到了县城，医院工作，他则加入了粮食局。因为同为镇里出来的同学，后来又在同一个县工作，我们的交情自然比普通同事更为深厚。
相处数年后，我们顺理成章地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原因简单，熟悉而信任，觉得与其与陌生人结合，还不如我们两人共同度过人生。况且，我容貌普通，能力一般；潘国伟身材矮小，相貌显老，作为基层小会计，也并非是其他女人的理想对象。
婚后的日子过得幸福。虽然我们之间缺乏浓烈的爱情，但家庭生活和谐美满。
潘国强的工作是朝九晚五，医院的工作时间则更为漫长，每三天还需要值夜班。因此，家务几乎都由潘国强负责，包括搞卫生、烹饪和洗衣服。他默默地承担这一切，毫不抱怨。
每当轮到我值夜班时，潘国强都医院，等我吃完后再独自回家，将餐具洗刷得干干净净。医院女同事羡慕的焦点。
我知道潘国强爱喝酒，家里常备几瓶酒，他在用餐时总喜欢来上两杯，他称之为“小酒怡情”。酒在他的生活中扮演了一种解压的角色，尤其是在会计工作压力大的时候，他会借助酒来缓解疲劳。
有时我也会试图劝阻，但考虑到他的工作特点，我并不过多干涉，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释压方式。
随着女儿的出生，潘国强更加欢欣鼓舞，酒量逐渐增加到每天四两，酒瘾也逐渐升级。然而，那时的他年轻，新陈代谢快，整个人看起来并无大碍，我也没有太过在意。
女儿两岁那年，我和潘国强的事业都迎来了一次飞跃，他成为单位的主办会计，我获得了科室的中级职称。前景看似光明无比。
然而，生活却突然间发生了巨大的变故，将我们的生活推入了深渊。
那年女儿年仅四岁，全国粮食系统展开一场自上而下的审查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这次审查揭露了潘国强所在单位存在的一项巨大的金融问题，数百万元的款项不翼而飞。
数百万元在当时或许不算什么，但对于90年代末依然贫困的县城来说，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。
潘国强不幸成为这场事故的替罪羊，最终锒铛入狱。两年后，他才获得释放回到家中。
唯一值得庆幸的是，出狱后的潘国强重新回到了原单位，尽管职务已从主办会计沦为最低级的出纳。
在那两年的监禁中，潘国强究竟经历了什么，他始终保持沉默。然而，我明显感觉到他变得与以往不同，性格变得乖张而暴戾，对酒的依赖也日益加深。
每天早晨醒来，他第一件事就是倒一杯酒，只有这样才能振作精神去应对其他事务；吃饭时必定伴随着酒，上班时杯中所装并非清水，而是酒；每天晚上入睡前，他都会在床头倒上一杯酒，以备半夜醒来时的消遣。
随着酒量的增加，他变得越发糊涂。
接孩子时竟然走错了学校；带孩子外出竟然弄丢了；骑车时不慎掉入排水沟；做饭时竟然放了油却忘了放菜，差点引发火灾。
他的谎言也是不绝于口。
告诉我晚上要加班，却在半夜接到朋友电话，得知他其实并没有加班，而是躲在外面喝了一个晚上的酒。
尽管我曾苦口婆心，医院试图强行戒酒，但效果甚微。只要有一点空隙，他就会将自己沉浸在酒海之中。
一年后，我也感到力不从心，不再劝说。然而，每当接到朋友的电话，我仍然会去接他回家，这或许是作为妻子的责任吧。
离婚从未是我的考虑。
潘国强虽然沉迷于酗酒，但酒后并没有家暴行为，也没有其他恶习。再加上孩子尚幼，而他的年收入依然可观，足以承担大部分家庭开支。因此，我只能将就着过，抱着聊胜于无的心态。
也许因为我年轻，曾经完全忽略了潘国强的行为对孩子产生的巨大影响。我没想到，曾经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变成了现实。
特别是对于女儿来说，她曾经和潘国强关系亲近，但现在每次看到爸爸喝得两眼通红、喘着粗气，她就感到害怕。生怕说错一句话或者做错一件事，潘国强就会向她扑上去。她甚至不愿意再和潘国强一起外出，担心被同学嘲笑和瞧不起。
这种变化潘国强怎么能够不察觉呢？
他开始恶语相向，痛骂女儿是白眼狼，喝醉后还非得跑到女儿学校门口，在同学面前指责女儿不孝顺。这让女儿对他更加反感。
即使上了中学，女儿看到潘国强喝醉晕倒在小区里，也是目不斜视地走过去。
除了女儿，我也渐渐成了潘国强的发泄对象。
他说我没有教好女儿，说我不管他，甚至巴不得他死在外面。
我又能怎么样呢？我知道他心里苦，觉得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家人和单位的理解。有时他甚至觉得是我把他推向了深渊。如果当初我没有要求他努力一点，争取做个小领导，他就不会受那两年的牢狱之苦，现在就不会有这么多波折。我尽管解释过，但如今的他整日沉迷在酒精的麻痹里，听不进我们说的一句话，更不会敞开心扉。我只能听之任之，这反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，让潘国强对我充满了怨恨。
白天在路上碰到我，不管周围有没有人，他都会指着我的鼻子骂；晚上，喝得醉醺醺的他回到家，不管几点，必定要把全家人闹起来，轮流地骂上一番。
家里的家具已经被他折腾得重新换过几次了。到最后，我也死心了，除了吃饭的家伙，什么都不要了，任由客厅里空荡荡的。
邻居也找过我很多次，要我劝劝潘国强，不要在半夜闹腾。没想到，这反而激怒了潘国强，将邻居堵在家门口一阵痛骂：“我自己的家，为什么不能闹？关你什么事？”
从那以后，再也没有邻居敢说他半句不是了。
一天半夜，我接到“嫂子，医院来吧，医院了！”
医院，潘国强已经被推进了急救室，正在洗胃。这一次，潘国强竟然喝成了胃出血，还接连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。
好不容易死里逃生，潘国强终于醒悟了，决定重新振作起来。
他确实也收敛了一些，但只维持了半年的时间。
半年后，故态萌发，又开始喝起酒来，并且变本加厉了。
单位也实在忍受不了他了，在他四十岁那年，含蓄地给他提出了早退的要求，潘国强欣然接受了。
有钱有时间的潘国强一发不可收拾。
我早上出门上班，他也出门，去餐馆里呆着，从早上一直喝到人家打烊。
家里，除了是他偶尔回来睡觉的地方，其余什么也不是。
潘国强深陷酒精的泥沼，导致大脑皮层缺氧，影响脑部供血和神经，口齿不清、行动不协调，陷入废人的境地。作为他的妻子，我承担起了巨大的责任，独自负责送女儿上学、照顾家中的老人，而公公婆婆虽有歉意，却无法管束他们的儿子，只能将期望寄托在我身上。父亲曾多次劝我离婚，但我犹豫不决。
眼前的现实是，潘国强每次醉酒都使家庭陷入混乱，然而，女儿选择了艺术专业，学费和补习费让我难以独自承担。因此，即使家里空荡荡，我仍然忍受着这一切，将潘国强的工资视为分担生活负担的一种方式。
一天，潘国强又一次酩酊大醉，倒在单元门口。邻居好心通知我，但当我伸手搀扶他时，他竟然挥手打在我脸上，让我眼冒金星。虽然我认为是无意的，我还是强忍痛将他弄回家。然而，他睁开眼睛，盯着我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不是说了让你……”接着，他扑过来，将我撞倒在地，数次拳打脚踢，声称是因为我导致他坐牢。
在邻居们的注视下，我试图推开他，但他的力量太大。女儿听到声音赶了出来，也被卷入混战。物业的介入才制止了他的暴力行为，但我和女儿都已经受伤。
第二天早上，潘国强跪在我们面前，涕泪交加地表示歉意，声称无法控制自己。我看着女儿，她愤怒的表情让我陷入犹豫。是否应该原谅他，成了我难以抉择的问题。
潘国强的变化并非一次殴打的结果，他似乎在某次暴力中找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满足感。曾经酒醉后即刻进入梦乡的他，如今却在家中肆意嘈杂，时而疯狂咆哮。
只需我走近他，立刻面对的就是他的拳头。女儿也无法幸免。
为了保护女儿，我决定安排她住在学校，自己成了潘国强唯一的目标。
这时，我仍未考虑离婚，确实，那时还未想过。
我一直相信潘国强的人品并不坏，期待有一天他会觉悟，我们家的困境也会结束。
然而，我太天真了。一旦染上了瘾，改变并非易事。
那一年，我遭受了他五次的殴打，脸部肿胀，鼻子断裂，甚至肋骨折断。
我逐渐失去了最初的信心，也不再期待他会改变。甚至，我开始憎恨他，深入骨髓。
每次回到家，我都将自己锁在房间里，用桌子顶住门，不论他在外面怎么大声嚷嚷，我决不开门；第二天，趁他还在沉睡中，我早早地溜出去。
即使有朋友电话叫我去接人，我也不予理会，无论他在外面是死是活。
我曾找过他的单位，但单位回复称这是家事，他们不便干涉；我还找过妇联，妇联调解过几次，但之后依然我行我素。提出离婚，潘国强根本不当回事，也不愿意出面；在第六次家暴之后，我终于踏上了法律诉讼的道路。
法律诉讼充满曲折，最为棘手的是需要等待3-6个月的时间。
我一边保护自己，一边耐心等待离婚的终局。
一个半月后的一天，凌晨三点，电话响起。
我朦胧地接起“嫂子，我是小张……”
小张，潘国强的酒友之一。一听到他的自我介绍，我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，重新躺回床上。
我知道他是让我去接人的，但我不愿与这样的人扯上关系，凭什么要我去接他？接回来还要被打一顿吗？
五点，家门被敲响。
我打开门，物业人员站在门外。
“姐，出事了。”
我随着物业到小区一角，看到潘国强，随后也赶到了。
不断为他进行心脏按压，嘴鼻间流出深红的血液。大约30分钟后，他的眼睛微微睁开，定定地望着我，不到一分钟，眼神渐渐黯淡，呼吸停止了。
离开后，殡仪馆的人还未到，物业问我是否要把他抬回家，我无表情地看着他，沉默了很久，最终摇了摇头。
潘国强因酗酒导致胃出血，失血过多引发心脏骤停。
我没有通知女儿，独自跟随殡仪馆离开。
完成了一系列电话，先是给我爸爸，然后是公公婆婆，接着是朋友，最后是他的单位和我的单位。
心情纷乱，嘴上说着不在乎他死活，但看着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心里还是乱成一团。
然而，我没有哭，眼泪无法流出。
三天的追悼会我一个人操办，全程未曾合眼，没有一滴泪水。
这是我对他最后的尽责。
逝者已去，生活依然在继续。
我重拾了过去的生活，适应得相当迅速，感觉生活中少了他并没有太多改变，女儿似乎也没有感到太多不适。
一天，我和女儿坐在沙发上，晒着温暖的阳光，享受着水果，女儿突然说了一句：“妈妈，我觉得现在这样的生活挺好的，很轻松。”
我陡然意识到，轻松，没错，就是轻松。
我不再为一个人挂念，不再为一个人顾虑，也不再时刻提防要保护自己。
这种感觉，就是轻松。
